324年，王敦的第二次叛乱被刚刚登基的晋明帝司马绍轻松镇压。战后的清算过程中，相关部门向新帝司马绍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方案，焦点便是如何处理琅玡王氏的幸存者，尤其是王敦一系的成员。
作为天生的政治家，司马绍并没有在胜利中迷失自我。他清楚地知道他们家江山的来历，是王导大人背后推动的结果，正是王导的巧妙操作，才成就了东晋政权的建立。要是草率地铲除所有王家的成员，他自己作为名誉董事长的位置也将岌岌可危。于是，司马绍决定以大度的姿态处理此事，明确表示：我们是一个公正的朝廷，绝不冤枉无辜，王敦是王敦，王导是王导，前者的罪行必须惩处，但王导的大义灭亲，值得我们铭记和保护。他的亲戚王彬、王舒等，也都不应连带受牵连。司马绍的决策确保了王家除了王敦兄弟外的其他成员免于清算，安然无恙。
展开剩余85%原本应该被彻底清除的王敦党羽，经过温峤的求情，也仅仅是作了有限的惩戒。温峤曾在敌营潜伏，了解到了许多人其实是被逼无奈才加入王敦阵营，他们的内心依然忠诚于国家，是可以争取的。实质上，东晋朝廷权力基础薄弱，追责的能力非常有限，宽容他人，便是宽容自己。
在处理完问责，接下来就是赏罚分明的封赏了。王导的表现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，作为一个忠诚的大臣，他为朝廷写了劝降信，组织追悼会，辛劳了不少。因此，王导被封为始兴郡公，给予三千户和九千匹绢。
接下来，温峤、卞壸、庾亮、刘遐等功臣也获得了相应的封赏。他们分别被封为建宁县公、建兴县公、永昌县公、泉陵县公等，并得到绢帛的奖励。而郗鉴、应詹等人，也被封为高平县侯、观阳县侯，尽显司马绍的恩赐。
然而，在这一系列的奖励之后，事情的焦点转向了已故的王敦所杀的许多人。那些曾被王敦杀害的忠臣，包括司马承、甘卓、戴渊、周顗、虞望等，朝廷决定为他们追赠官职，举行追悼。
在追赠的过程中，曾因王敦的杀戮而死的周札、周筵一脉也向朝廷申请追封。郗鉴等人坚决反对，他们认为周札当年投降的行为无法原谅，是不忠不义的表现，不应给予追赠。但王导坚持认为，周札和其他被杀的忠臣，虽曾持不同意见，但他们最后都是死于王敦之手，亦有忠臣之节。王导如此辩解：“他们尽了作为人臣的责任，不应因一时之过而全盘否定。”
不过，郗鉴等人并未轻易妥协，他们认为如果放任这种行为，就等于在为当年的叛徒开脱。最终，王导的看法得到了支持，司马绍最终决定追赠周札卫尉，作为对他忠诚的一种肯定。
王导为何如此努力为已经去世且饱受争议的周札等人辩护？其实他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向南方豪族展现自己的宽厚和人情味，旨在为今后的合作铺路。而郗鉴等人，则是想以这种行为维护皇权，给所有摇摆不定的人一个警示。
不过，即使如此，王导仍与郗鉴建立了亲家关系，为了送郗鉴上任，他甚至请病假不朝，最终因此遭到弹劾。这个细节展示了王导的灵活与世故：对自己有用的人，他会竭尽全力去支持，但一旦利益受到威胁，哪怕是亲兄弟，也绝不手软。
然而，司马绍的封赏背后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，那就是荆州的控制权。曾经在王导和王敦旗下的荆州一哥王舒，虽然已经向中央朝廷表忠，但司马绍依然觉得难以完全信任他，毕竟王家的老练与心机不是一朝一夕能看透的。于是，王舒被调往湘州任刺史，远离了权力的中心。
而此时，年已66的陶侃被任命为都督荆、湘、雍、梁四州军事，掌管荆州。司马绍的这一安排，明显是将王家的势力交给了陶侃，以切断他们在扬州西部的根基。
陶侃，虽然早已年过花甲，但他出身寒微，却始终未曾放弃过自己追求卓越的信念。即便在广州这个偏远的地方，他依然以高度的责任心与工作热情全力以赴。这种即使身处困境也不放弃的精神，值得每个人学习。
陶侃在广州并未因职位的“贬谪”而消沉，反而专注于提升自己，不断要求自己做到最好。每天，他都坚持搬砖训练，告诫自己不能放松，因为“随时准备应对中原的战斗”。他还时常教育身边的人，不要沉迷于享乐，应该珍惜每一分每一秒。
陶侃的这种精神，其实正是一种应对逆境、挑战命运的力量。即便周遭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，他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，从未放弃自己的责任和使命。陶侃的例子，不仅让人敬佩，也提醒了我们要始终坚守自我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初心。
他之所以能够在自己的领域站稳脚跟，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总是脚踏实地，从不追求浮华的东西。即使在有着虚伪风气的东晋，他也依旧保持了自己的原则，坚持做实事，做有价值的事。这对于当下浮躁的社会，依然有着深远的警示意义。
陶侃的崛起与后来的成就，正是对“实事求是”的最好诠释。无论社会如何变化，个人的价值最终要靠真本事和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实现。就如他所言：“生无益于时，死无闻于后，是自弃也。” 这句话也提醒我们，成功从来不会轻松得到，需要不断的努力与耐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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