稳操胜券配资这仗就能打赢了？未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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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常见的误解：“落后就要挨打，是因为我们不仅没枪没炮，还碰上了拥有坚船利炮的洋人”。

这句话被很多人理解为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，纯粹是军事装备上的代际差距造成的。但事实上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。

不是说这个结论完全错，而是说这笔历史账不应该算得这么简单。

诚然，如果翻看当时的清单，武器的代差的确是降维打击。英国人开来的是“复仇女神号”——这可是铁壳蒸汽明轮战舰，不仅能抗炮，还不用看老天爷脸色，没风也能在浅水区自由机动；而我们的水师呢？还是木质帆船，靠风吃饭，碰到蒸汽船就像玩具一样。

再看枪炮。英军虽然还在用百年前的“褐贝斯”燧发枪，但已经开始换装击发枪，射速快、这还不算，他们还有了米涅弹和线膛枪，射程和精度都碾压我们。而清军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是鸟枪，是抬枪，射程几十米，还要点火绳，一下雨就成了烧火棍。甚至在虎门炮台，我们的火炮虽然看着威武，但很多是泥模铸造，沙眼密布，开几炮自己先炸了，而且发射的还是实心弹，对面用的却是能爆炸的榴弹。

这是不是就意味着，只要我们也换上洋枪洋炮，这仗就能打赢了？

未必。借着这个由头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，正是这“坚船利炮”背后的真正差距——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，那么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即便后来我们也搞了洋务运动，买了铁甲舰，最后还是输了个精光。

在这场看似军事对抗的战争背后，其实隐藏着更为深刻的三个层面的崩溃。

首先是体系的崩溃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看到的战争，和英国人看到的截然不同。

英国人打仗靠的是什么？是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机器。他们有议会授权，有全球化的后勤供应链。他们在印度有基地，从本土到东方的物资调配是标准化的。

而大清这边呢？这是一场典型的小农经济对抗工业文明的悲剧。我们的士兵，很多是“绿营兵”，平时分散在各地种地、做工，甚至还有不少是“双枪兵”——手里一支枪，嘴上一支鸦片枪。

更要命的是指挥体系。清军的指挥完全是封建式的，讲究的是私人关系，而不是职业素养。将领阵亡了，部队就散了。各地的驻军互不统属，广州被打，浙江看着；天津被打，南方不动。这哪里是举国抗战？分明是被对手各个击破。英国人甚至早就通过东印度公司把我们的水文、地形摸得一清二楚，而我们连对手是谁都没搞明白，还以为是哪里来的“岛夷小丑”。

而如果以上只是技术和管理层面的落后，那么大清还有基于现实的第二层尴尬：

动员难题。

按理说，本土作战，我们应该有“人和”之利吧？

但当时的情形，却是极度讽刺的。当英军的军舰开进珠江口，开进长江时，岸上的百姓在干什么？他们在看热闹。甚至还有百姓主动给英军卖蔬菜、卖牲口，给英军当向导，帮着英军填平壕沟、架楼梯攻城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在当时的百姓眼里，这根本不是“我们”的战争。

这就要说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：对于当时的底层民众来说，满清朝廷的统治，并不比洋人来得更亲切。为了防备汉人造反，清廷对民间的防范甚至严于对外的防范。一个把防贼看得比防寇还重的朝廷，怎么可能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？

正如当时有人评价的，这其实是一场满清皇室的私战，而不是中华民族的国战。当一个政府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，它的失败，在某种意义上，甚至是历史的一种必然。

再把话题绕回战争本身：

虽然军事和民心都一塌糊涂，但如果朝廷有决死一战的勇气，是不是还有机会？这就涉及到了第三个方面的因素：统治者的私心。

我们在之前的分析中提到过，武器差距是可以弥补的，比如利用战略纵深打持久战。有些有识之士也提出了要在要塞建设星垒，搞坚壁清野。

但问题是，清廷不敢。

二鸦战争时，英法联军都打到天津了，清廷最担心的不是洋人进京，而是南方的太平天国。在咸丰皇帝和慈禧看来，洋人只是来要钱要地的，给他们就是了，“量华夏之物力，结与列强之欢心”；但家奴要是造反，那可是要革了他们命的。